今年我46岁，和老婆分床睡，夜里熬不住，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

今年我46岁，和老婆分床睡，夜里熬不住，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

我叫王建国，今年四十六岁，在城东的机械厂当车间主任，干了二十年，手上的茧子磨得比鞋底还硬。老婆李红梅在纺织厂做质检，日子过得像厂里那台老冲床，轰隆轰隆地响，谈不上浪漫，倒也没出过什么大故障。

变化是从去年入秋开始的。李红梅先是咳嗽，夜里咳得床板都跟着颤，后来又添了说梦话的毛病，有时半夜突然坐起来，冲着窗帘喊一些车间里的编号，把我吓得一激灵。去县医院查了，说是更年期综合征加神经衰弱，医生建议分房睡，保证睡眠质量。

分床那天是个阴天，她把被子枕头搬到小卧室时，连个喷嚏都没打。我站在客厅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心里头空落落的，像被人抽走了一块垫脚的砖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两米宽的床突然变得无边无际，翻身都带着回声。空调嗡嗡响，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数到凌晨一点，两只眼睛瞪得像车间里的游标卡尺。

第一个晚上我就熬不住了。起来倒了杯水，经过小卧室时听见里面传出均匀的呼吸声，她倒是睡得安稳。我披上外套出了门，鬼使神差地就下了楼。

九月底的夜里已经有了凉意，小区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流浪猫从垃圾桶边蹿过去的影子。我沿着门前的建设路慢慢走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，又从身后悄悄缩短。这条路白天挤满了电动车和卖煎饼果子的推车，夜里却安静得能听见自己裤兜里钥匙碰撞的声响。

走到街拐角的烧烤摊时，老周正往炭火上撒孜然。他是这条街上唯一开到凌晨两点的小贩，烤茄子上的蒜蓉堆得像座小山。看见我，他咧嘴笑了一下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：“王主任，又失眠啊？”

我点点头，要了两串脆骨。蹲在马路牙子上咬第一口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这夜里的世界跟白天完全是两码事。白天的街道是给上班、买菜、接送孩子的人用的，而晚上的街道是留给失眠的人、下夜班的人，还有像我这样，明明有家却回不去那张床的人。

最初的几天，我就在家附近转悠，最远走到厂门口的传达室。老孙头在里面打瞌睡，收音机里放着单田芳的评书，薛刚反唐正唱到热闹处。我没进去，就站在铁栅栏外面抽了根烟，看着车间里透出的值班灯光，心想这地方白天吵得人耳朵疼，晚上倒像个安静的棺材。

后来我开始往远了走。城东的运河边修了步道，晚上有钓鱼的老头蹲在芦苇丛里，荧光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。我沿着河走，看对岸新开发的楼盘亮着零星的窗户，像打翻了的一把图钉。风从水面上吹过来，带着淤泥和死鱼的腥气，我倒觉得比卧室里的空调味好闻。

走到第四天夜里，我碰见了楼下开小卖部的陈姐。她正在锁卷帘门，看见我吓了一跳，拍着胸脯说：“王师傅你吓死我了，大半夜的在这晃悠啥？”我不好意思说睡不着，就含糊说下来透透气。陈姐打量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我懂，跟看她们家那只发情的公猫差不多。

“红梅姐又闹腾了？”她压低声音问。

我摇头：“没有，睡得香着呢。”

陈姐叹了口气，说她们家那口子也打呼噜，跟拉风箱似的，早分房了。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笑，但锁门的动作很慢，一个卷帘门拉了快三分钟。我忽然明白，这小区里分房睡的夫妻，绝对不止我们这一对。

到了第十天晚上，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出门的那一刻。等李红梅房间的灯灭了，我换上软底布鞋，把手机调成静音，轻轻带上门。电梯从十二楼缓缓下落，数字一格一格跳，那感觉像从生活里暂时退场，去另一个世界客串一把。

运河边的柳树叶子开始黄了，夜风里掺了桂花香。我走到第三座桥的时候，看见桥墩下面坐着个拉二胡的盲人，曲调凄凄惨惨的，拉着《二泉映月》。我从兜里摸出五块钱放进他面前的铁盒子里，他停了一下，说了声谢谢，又接着拉。我在旁边听了十几分钟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想起二十年前刚跟李红梅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厂里筒子楼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她就用蒲扇给我扇风，一边扇一边讲她小时候在乡下抓萤火虫的事。

现在她连话都懒得跟我多说。白天吃饭时各看各的手机，我刷新闻她看短视频，偶尔说一句“盐没了”或者“下水道堵了”，像两个合租的房客。那天我看她蹲在阳台上给那盆蔫了的茉莉花浇水，背影瘦了一圈，腰板却挺得直直的。我想过去说句话，张了张嘴，又转身回了客厅。

入冬后的夜路就不好走了。北风刮在脸上跟砂纸似的，我换了件加厚羽绒服，裤兜里揣了副棉手套。走运河边的时候，水面上结了层薄冰，月亮掉在里面，碎成几瓣。我哈着白气往前走，呼出的水雾在路灯下像一团团小云彩。

那天晚上走到老周烧烤摊时，他破天荒没出摊，倒是旁边卖糖炒栗子的三轮车还在。七十多岁的刘大爷守着铁锅，栗子壳在炭火里噼啪爆开，甜腻腻的香气飘了半条街。我买了十块钱的，捧着暖手，刘大爷跟我搭话：“小伙子，这么晚还不睡？”

我乐了，我都四十六了还小伙子。刘大爷说在他眼里我就是小伙子，他十六岁开始在这街上卖栗子，卖了快六十年，见过的人多了。他说他年轻时候也睡不着，因为媳妇跟人跑了，他就推着车满城转，转着转着天就亮了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后来啊，”他翻动锅里的栗子，“后来她又回来了，说还是我这栗子香。人这辈子，走走散散，到头来还是起先那个最对味。”

我捧着热乎乎的栗子往家走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这句话。到家门口时已经快一点了，我轻手轻脚掏钥匙，门却从里面开了。李红梅穿着那件碎花棉睡衣站在门厅，眼睛红红的。

“你去哪了？”她声音有点抖。

我说睡不着溜达了一圈。

她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栗子味挺香。”

我递过去，她摇头说不吃，转身回了小卧室。关门前她停了一下，背对着我说：“以后出门说一声，省得我……省得我起来倒水碰见空屋子吓一跳。”

门关上了，我站在客厅里，手里的栗子还是热的，但胸口那块空出来的地方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硌了一下。那天夜里我躺在大床上，闻着手指尖残留的栗子甜味，忽然想起年轻时候上夜班，李红梅总会用饭盒装一兜炒花生放在我工具箱里，用毛巾裹着，打开时还是温的。我们已经多久没这样相互惦念了？

过完元旦，有天夜里下了场大雪。我照例出门，走到运河边时发现步道上积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，路灯把雪地映得发蓝。我正掏出手机想拍张照，余光忽然瞥见身后二十米远的地方，有个穿黑羽绒服的人影，缩着脖子，走路姿势有点眼熟。

我停住，那人影也停住。我往前走，那人影也走。我猛地回头，看见李红梅慌慌张张往一棵梧桐树后面躲，羽绒服的帽子没戴好，露出半截扎起来的头发。

“红梅？”我喊了一声。

她从树后慢慢挪出来，脸冻得通红，鼻尖上挂着一点清鼻涕。她手里攥着个保温杯，看见我盯着杯子看，不好意思地往身后藏了藏。

“我就……我就出来走走。”她说话时呵出大团白气，“屋里太闷了。”

我走过去，把她帽子拉起来扣好，手套摘下来递过去一只。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，指尖碰到我的掌心，凉得像冰坨子。我们并排沿着河边走，谁都没说话，雪扑簌簌落在帽檐上。走到第三座桥时，她把保温杯递给我：“给你沏了杯姜茶，搁口袋里凉了，你凑合喝一口。”

盖子拧开，姜味冲出来，还飘着几颗枸杞。我喝了一口，确实凉了，但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时候，整个胸膛都暖了。我问她跟了多久了，她说从入冬就开始了，怕我一个人夜里出事，又不好意思说，就偷偷跟着。

“你走路太慢了，”她抱怨，“我在后面冻得脚都麻了。”

我想笑，笑出来却成了哈气。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很远，一直走到运河拐弯的地方，雪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回到家已经快两点，她进小卧室前说了句：“明天别走那么远了，路上滑。”

日子还是照常过。白天各忙各的，她下夜班我上白班，碰面时间本来就不多。但夜里出门溜达的时候，身后那道影子却从一道变成了两道。她还是穿着那件黑羽绒服，还是缩着脖子，但手里换了个大号的保温杯，姜茶沏得滚烫，在里面闷一晚上都是热的。

我们沿着运河走，从第一座桥走到第七座桥，再从第七座桥走回来。她话慢慢多起来，说车间里新来的小姑娘烫了个爆炸头，说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了两块钱，说楼下陈姐家的狗生了一窝崽。我听着，偶尔应一声，更多时候就听她絮絮叨叨。这些白天吃饭时她绝口不提的琐事，在夜深人静的河边像解冻的河水一样哗哗流淌出来。

有天走累了，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歇脚。雪已经化了，空气里带着潮湿的土腥味。她忽然说：“建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搬出去睡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她低头搓着保温杯盖子：“我老做梦，梦见厂里流水线断了，零件撒了一地，急得我满车间捡。醒了就心慌，又怕吵着你，你第二天还得上白班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：“其实我就是怕你看见我那个样子，满头汗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跟个疯婆子似的。”

我伸手把她揽过来，肩膀靠着肩膀，她的头发蹭在我下巴上，有点扎。我说：“我夜里出来溜达，是因为床上太空了，翻个身都听见回声。”

她没说话，但靠过来的重量多了几分。月光照在河面上，冰已经化了大半，碎冰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叮当声。

过了年，我跟厂里申请调了个班，从白班换成中班，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。这样下班的点正好跟她夜巡的时间凑上，我们不用再一前一后出门。头一回并肩下楼的时候，她站在电梯里对着反光的电梯壁理了理头发，嘴上说着“跟你走一块儿怪别扭的”，眼角却弯了一下。

开春后的运河边热闹了，晚上跳广场舞的、遛狗的、夜跑的，人挨着人。我们还是往远了走，走到步道尽头那片废弃的码头，那里安静，有几棵老槐树，春天一到就开满白花，香气闷在夜里散不开。

陈姐有回碰见我们俩一块儿出门，眼睛瞪得溜圆：“哟，和好啦？”李红梅抢在前头说：“谁跟他和好，我就是怕他半夜掉河里去。”陈姐笑得直拍大腿，说红梅姐你这嘴硬得能钉钉子。

我听着她们斗嘴，心里头软乎乎的。二十年前李红梅也是这样，明明给我织了件毛衣，非要说是毛线买多了顺手打的。她这个人，好话从来不好好说，但做的事却一件比一件暖心。

有天夜里走到码头尽头，她忽然站住了，指着老槐树底下说：“你看。”

树根边上不知谁用碎砖头垒了个小小的灶台，上面架着个搪瓷缸子，里面插了把野花。野花蔫蔫的，但在月光下别有一种倔强的味道。她蹲下去把那把花理了理，站起来时拍了拍手上的泥：“明天我也带把花来。”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发现她比去年圆润了些，脸上有了血色，走夜路时步子也不像冬天那样紧紧缩着了。她回头催我：“走啊，愣着干嘛？”声音清亮亮的，带着河水的潮气。

往回走的路上她主动挽了我的胳膊，羽绒服蹭着羽绒服，沙沙响。她问我：“你以后还一个人出来溜达不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不在我才一个人，你在就不是一个人了。”

她掐了我胳膊一下：“酸不酸。”

我没躲，那一下掐得也不重，跟猫挠似的。走了几步她又说：“那要不……你把大床上的枕头抱一个到我屋里来？”

我脚步顿了一下。她别过脸去，假装看河对岸的灯：“我那屋窗户大，夜里能看见月亮。就是床窄，一米五的，你睡觉别打把式。”

我嗯了一声，觉得嗓子眼有点紧。那晚到家后，我真的去大床上抱了个枕头，推开小卧室的门时，她正背对着门换睡衣，肩胛骨薄薄地凸出来。听见动静她没回头，只是往床里面挪了挪，腾出半拉地方。

我在她旁边躺下，一米五的床确实窄，两个人中间隔着不到一个拳头的距离。她的呼吸先是有点乱，后来慢慢平稳下来，均匀地拂在我胳膊上。窗外真的能看见月亮，弯弯一钩，挂在槐树梢头。我盯着那月亮看了很久，一直听到她发出轻微的鼾声，才闭上眼睛。

这一觉睡得沉，连梦都没做。早上醒来时她已经起了，厨房里传来煮粥的咕嘟声。我躺在床上闻着米香，忽然想起去年秋天分床睡的头一个晚上，我盯着天花板数裂纹数到凌晨。那时候打死我也想不到，半年后我会挤在一米五的小床上睡得跟死猪一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还是每天晚上出门溜达，但时间短了，走上一个小时就回家。有时走到老周烧烤摊吃两串脆骨，有时买刘大爷的糖炒栗子捧着暖手。刘大爷看见李红梅，眯着眼笑：“这媳妇面善，有福气。”李红梅嘴上说大爷你眼神不好，手里却把栗子剥好了塞到我兜里。

有天晚上下雨，我们没出门，坐在小卧室的飘窗上看雨。窗户开了一条缝，雨丝飘进来凉丝丝的。她靠着我的肩膀，忽然说：“建国，你说咱们这样算不算和好了？”

我想了想：“咱们本来也没不好啊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分床那阵子，我以为咱们过不下去了。白天说话不超过十句，晚上各睡各的，跟搭伙过日子有什么区别。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那双手因为常年做质检工作，指节粗大，掌心有细密的茧子。我说：“红梅，其实我有好几次夜里走河边，都想跳下去算了。四十好几的人了，老婆不跟我睡一张床，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白天在厂里管着三十几号人，晚上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。”

她猛地转过头来，眼睛瞪得老大：“你瞎说啥呢！你要是跳了河，我……我咋办？”

“所以没跳啊，”我笑，“后来不是碰见你跟着我了嘛。知道身后有个人，再黑的路走着也不怕了。”

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，闷闷地说：“以后不许说这种话。要是再失眠，你就摇醒我，我陪你说话。哪怕说废话呢，也比一个人闷着强。”

雨下了一整夜，我们就在飘窗前坐了一整夜。她断断续续说了很多年轻时的事，说刚结婚时住筒子楼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她就给我扇扇子扇到天亮；说我第一次当车间主任那天，她偷偷跑到厂门口等着，看见我戴着安全帽走出来，觉得这个男人真了不起；说后来日子越过越忙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连扇扇子的事都忘了。

我听着，眼眶有点发酸。是啊，我们都忘了。忘了怎么在夜里好好说话，忘了怎么在窄床上挤着睡，忘了一个保温杯的姜茶能暖多久。生活像厂里的传送带，轰轰隆隆地把日子往前送，送到最后连停下来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。

分床睡大半年，夜里溜达了小半年，到头来发现，最暖和的不是羽绒服，不是姜茶，不是糖炒栗子，而是回头时看见身后有人跟着，回家时有个窄床能挤，失眠时有人愿意跟你说废话。

现在我还是每天夜里出门，但李红梅一定在旁边。有时我们走运河，有时就在小区里转圈。楼下陈姐看我们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羡慕，有回拉着李红梅咬耳朵：“你们家老王现在看着精神多了，不像去年秋天那阵子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”

李红梅嘴上说“他就是闲的”，回家后却把衣柜里那件新买的羽绒背心给我套上，说夜里风凉，别冻着。

老周烧烤摊的脆骨涨价了，从两串五块涨到六块，老周说炭火贵了，没办法。我们照样吃，李红梅啃骨头啃得比我还干净。刘大爷的栗子摊前多了个帮手，是他跑回来的媳妇，两个人一个炒一个装袋，配合得挺默契。刘大爷见我就挤眼睛：“我说啥来着，到头来还是起先那个最对味。”

我点头，把剥好的栗子递到李红梅嘴边。她瞪我一眼，还是张口接了。月光洒在运河上，碎银子一样晃着。槐花快谢了，空气里最后一丝甜香被夜风揉散了，但我闻见李红梅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，海飞丝的，凉凉的薄荷味。

今年我四十六岁，跟老婆挤在一米五的小床上睡。夜里要是熬不住，我们就一起出门溜达。没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，我想。两个人的夜路，比一个人的床，暖和多了。